有關正生書院搬遷一事

個多月前，正生書院的校長邀請書院的捐助者寫信給政府，要求政府批准書院搬往梅窩，我是名單上的其中一員。從校長的電郵及報章報道，我知道正生書院僅可容納三十人的院舍計劃擴充，由於芝麻灣現址不敷應用，校方和政府遂有意把院舍搬遷。

計劃其實不宜再拖了。時下年青人吸毒問題愈來愈嚴重，現在才說增加戒毒設施已經慢了半拍，甚至是亡羊補牢。但梅窩居民激烈地反對計劃，因此，在我著手寫信之前，我覺得應該先聽聽這些居民的聲音，繼而再想一想，這封信，到底是要寫給政府，還是要給梅窩居民？

今天，我在電視上看到政府與梅窩居民開會討論此事，居民在會前已經發起一人一信抗爭到底，還且每人手上繫一條紅帶，以示團結。據他們說，建議新址非常接近民居，推開窗就可以看到校舍了，附近還有茶餐廳和超級市場，有戒毒者住在島上會對居民造成影響。又有些居民說，自己的小孩每天要由梅窩到香港上學，為什麼政府不用該址起一所正常學校，而要用作特殊學校呢？

現場有二十名正生書院的學生，大多是女生。事後記者訪問他們，有個女生說她聽到背後有居民喚她們為“吸毒妹”，使她感到難受，但她清楚知道吸毒只是“曾經”，不是現在，也不是將來。

看到這裡，我心裡很難過，難過到想哭。畫面上的這個女孩我在芝麻灣見過，她背後的同學也跟我說過話。我在想，被社會拒絕的滋味是怎樣呢？這群年青人是今次討論的核心，但他們沒有發言的權利，看著自己的命運和權利在談判檯上幾乎要被割開，那種感覺到底是怎樣呢？然後，一班居民聲稱自己認同正生的教育方針並跟學生逐一擁抱握手，你可以見到那種“我不想歧視你，但我絕不能接受你”的矛盾，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此。

作為正生的捐助者，我心裡固然很激動，激動得寫了個電郵跟陳校長說了些廢話，我問他：「你有想過撰文到報章去改變這些人的想法嗎？」實情是，有些事情是需要討論才可以達到共識，但理據不足以打動一個人，是要以個人經歷才真正可以感染對方。對於梅窩居民，我跟他們的分別是：我探訪過正生書院一次，而他們大多數沒有。但就因為那一次，我開始明白戒毒的人需要怎樣的鼓勵，需要怎樣的環境和怎樣教育的配合，這種個人經歷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

辦學需要愛心，特別是這類型的學校。 當我還滿以為自己到正生探訪是一種很有愛心的舉動時，我看到了島上老師的付出，才知道自己很渺少。一份工作，要星期日至四留在島上，不可外出，沒有上網設備，沒有一個正常的廁所可用，要跟受罰學生一起吃白粥，要每天六時正起床，那種無私大到令每一個人羞愧。在一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社會，這種好，已經超越了一般人可以做到的，離那個所謂的“norm”，是太遠了。正因為這些老師付出的愛心和能耐，把一個又一個失去自尊和信心的人從垃圾堆中拾回來，如果你有看過Jamie Oliver的fifteen，又或是聽過德蘭修女的故事，你會明白我在說什麼。

我在電郵上跟校長說：「其實你跟我都不能百分之一百肯定這班年青人不會在島上生事。」此話不假。上次我在島上探訪，看過同學們自己辦的電視台，每個月都有些新聞是關於學員逃走的，但很多時都被捉回，這些人經過反思，最後都會明白正生才是他們找到自由的唯一途徑。其實，有很多學員在戒毒期滿後都選擇不離開，這些人本來是屬於罪惡，但最後受到感動而變成了扶持其他人的一分子。那你可以想像，這所正生書院其實真的很特殊，你應該相信教育的力量。

對不認識的人和事存有擔心不足為奇，就好像對愛滋病沒有認識的人會害怕愛滋病人一樣。居民擔心的，是這些年青人只是轉個場地在梅窩吸毒，而且他們聚在一起想必會互相影響，變本加厲，將來很有可能帶壞區內的住客和年青人。

所以，我想在這裡說出，入讀正生書院的學生全是自願，且要支付學費才可進校，表示了他們戒毒的決心。一旦入學，幾乎斷了六親，只可與父母作最基本的書信交流，校內無法上網，所以也不可能跟以前的朋友一起，毒品的源頭也因此斷絕。再者，學校也不是專注教學一科，反而德育信仰才是他們的主題，對學生的紀律比外面的學校嚴謹得多。

至於有家長問那個選址為何不用來作一所正常學校的用途？我很想知道梅窩的適齡學童有多少？是不是足以叫政府設立一所學校？如果該女士的小孩讀完小學，政府又是否需要為他在區內建中學呢？對於政府來說，迫切性實在是一個重要考慮，社會的需求在那裡，政府就要向那個方向走。

今天我在安排歐遊的行程，又想到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有人說是經濟獨立，有人說是人身自由，我卻認為在人文社會裡，能夠被別人接納和尊重才是自由的重要因素。

這個時候，我又為那幾十個正生書院的小朋友而感到難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