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斯特靈 (Stirling)的偶遇

別人去蘇格蘭時，總會挑愛丁堡或格拉斯哥，我卻去了古老的斯特靈（Stirling）。

斯特靈曾經是蘇格蘭的重要城鎮，它是通往北邊高地的要塞。在蘇格蘭那動盪而充滿戰亂的七百年歷史中，斯特靈這個名字出現過很多遍。這個古城中有大大小小的城堡，還有無數的石橋，這些橋都是連接城堡的道路，染過不少將領士兵的血汗，要是細心觀察，也許可以找到數百年前馬車輪胎的痕跡和劍刃的碎屑。

我在斯特靈大學度過了十二個晝夜，頭幾天都睡不好，因為日照時間太長，晚上十時太陽才下山。當然，房間裡一隻像飛蛾的昆蟲怎樣也不肯離開，也是令我難以入睡的原因之一。幾天後，我終於可以入睡，或者是太累了。

在斯特靈大學，我認識了兩個有趣的人。

第一個是J，他的父母都是香港人，因此他長有一副中國人臉孔，可他其實是在英國長大，完全不懂中文，對香港和中國的認識極少。有一天，我在大學裡參加高桌晚宴，J被編排坐在我旁邊，當時我們還未認識。記得當晚的主菜是雞胸肉，那是蘇格蘭人視為上等的美食，但我卻嫌它既乾且老，味如嚼蠟。當我用刀子把厚厚的雞胸肉切開時，只見白肉如「擦膠碎」般散在碟上，一半還沒吃完，我已經放下了刀叉。這時候，J看著我，問：「你飽了？那我可以吃那剩餘的雞胸肉嗎？」我以為自己聽錯，說了一句 “Excuse me？”然後他又重問一次。我心想，這是個什麼人？有誰會吃別人碟上的剩肉，還且是雞胸肉，他竟然可以這樣問一個陌生人，太唐突了吧。

不過，“You’ll never get it if you don’t ask”，我在疑惑中把碟子慢慢地向他推過去，這個瘦骨如柴的男生，高高興興地吃掉廚餘，半點不浪費。

就是因為這塊雞胸肉，我們開始聊起來，往後並且成為好朋友。我發現跟他對話絕對是一種享受，因為他的英國口音的確動聽，溫柔細緻，聲音像電影的旁白般完美。那年，他說想到BBC當第一個華人新聞報道員，今年他跟我說，他已經在BBC主持兒童節目，離他的理想又近了一大步。

第二個朋友是T。T是非洲裔的蘇格蘭人，是一個聰明能幹又非常熱衷於社會公益事務的女性。在她面前，我感到自己很渺小，不單因為她在斯特靈這十二天對我的照顧，還且因為她思想廣闊，有一種奔向自由的熱誠，這點在我身上就看不見。她勸我要趁年輕時去見識世界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我跟她說，有些事不是想做就可以做，一個人若有家庭和經濟上的顧慮，理想又可以排在一個什麼位置上。

“Man was born free, but he is everywhere in chains”，我說我很認同盧梭這句話，她說這話太沉重了，人應該自由地追求理想。

其後我到了瑞典生活，或多或少是因為受到她的影響。

塔可夫斯基

「我僅僅需要我的不朽
好讓血液循流年復一年
我願以身相許
換取恒久而安全的處所

但願人生不是一條飛行的穿針
引我渡越世界恰似一縷細索」

多年前看過塔可夫斯基的《鏡子》，覺得電影如一首詩，是一個個錯落的片段交織而成，但有點難以捉摸。朋友說看完這套電影有受洗的感覺，我未能認同。

記憶中，上述那首詩是導演塔可夫斯基的父親所寫的，後來因為電影需要中文字幕，才被譯成中文。第一次看時，感覺譯得不錯，立即抄了下來。六年後再看，覺得詩的內容不太通順，大概是直譯而非意譯之過。當年少不更事，看什麼大師級的作品都覺得好，愛屋及烏到連這樣的翻譯也收貨。（也不能不收貨，你不能想像到那隻碟有多便宜。）

當然，從這篇古怪的翻譯裡，我可以感到作者的詩意，以及他對藝術的永恆追求。塔可夫斯基說過，一個導演必須誠懇地在電影裡表達自己的經驗，這點我非常認同，在任何一種創作中都應該如此。人性是創作的永恆主題，深刻又真實地描寫人性的作品才會變成經典，最容易拿捏的題材，應該就是導演自己的個人經歷了。

如果你怕悶，我不建議你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。我也得對自己坦白 ─ 在這個節奏急速的香港，要坐定定看完一套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真的有點困難。我看過一套名為《二十七年後》的電影，全片54分鐘沒有對白，沒有聲音，只有54段不同的定鏡片段，每一分鐘換一個，那次真的考驗我的能耐。此外，最近我又看過何藩導演於1963年面世的作品《BiG City, Little Man》，電影同樣是沒對白沒音樂，我也勉強看完了。這些片子，其實對我的耐性訓練絕對有幫助。

話說回頭，塔可夫斯基的《鏡子》的確令我留下印象，我最愛是草園不時刮起的那陣風，把桌上的所有都吹倒，卻沒有熄滅主角手中的一支燭光。

東歐人印象

今天約了一個羅馬尼亞朋友的朋友見面，她因工作關係來港逗留數月，朋友著我帶她四處走走。在尖沙咀半島酒店附近，我遠處一眼就看見她，她的笑容像陽光一樣燦爛，輪廓非常精緻。到目前為止，我遇過的羅馬尼亞女性都很漂亮。

我沒到過羅馬尼亞，不懂得那個地方，但隱約記得有人說過，羅馬尼亞首都Bucharest的建築物都是灰灰沉沉的，很共產，很守舊。若問羅馬尼亞人，他們總說自己的國家是個寧靜美麗的地方。從平日的交談中，我能感覺到他們對國家有點怨言，但當遇到別人的批評時，他們卻會挺身為國家平反。這點，與香港人的表態很不同，如果有人批評一下香港，我們會加入一起數落，而不是出言維護。

我跟這個羅馬尼亞女生雖然初次見面，卻能無所不談，間或說說笑，像久沒見面的老朋友一樣，有點deja-vu的感覺。我發現自己跟東歐人特別投緣，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，比起西歐或美國人來說，我認為東歐人多了一點勇敢和剛烈，這種性格，也許源自他們對國家前途和現狀的不滿。很多年青的東歐人，離開國家到異地尋找機會，人在陌土，自我保護的意識就強了。在他們身上，找不到西歐人的complacency和自信，他們也甚少會像美國人一樣，坦誠地說出自己的價值觀。

與此同時，東歐人受俄羅斯影響深遠，背負的歷史包袱比較複雜，這種複雜令人不能釋懷，甚至已經成為他們文化的一部分。細心想想，我看過的東歐電影都是比較悲涼的，例如《Gloomy Sunday》，《I Served the King of England》，《Closely Watched Trains》，《字典與警槍》等等。東歐的國家風景很美，但永遠帶點憂鬱。

今天跟我消磨了整個下午的女生，是一個很快樂、很愛笑的人，在翠華茶餐廳吃著肉絲炒麵時，她也禁不住說起了國家的經濟是何等衰落，不少人因為退休金被大幅削減而自殺......在外地生活得久了，她開始疑惑哪裡才是家鄉。

家鄉當然是她的根，但也是她心裡的一條刺，這點我當然明白，因為我也有同一樣感覺。

吉卜賽人

幾年前，跟幾個東歐籍朋友到意大利旅行，五月天炎夏未至，猛烈的太陽已經把地面燙得火熱。在威尼斯的第一天，我已被曬得頭昏腦脹，酷熱的天氣令人心浮氣燥。有人說，女人的情緒容易受天氣影響，這點在羅馬尼亞朋友K的身上最為明顯，旅程中她跟不同的人發生齟齬，包括同行的友人，旅舍的掌櫃，地鐵上遇見的陌生人等等。

在意大利的第三天，我們到了Genoa，那是在意大利西北邊的一個小城，這個臨海城市充滿著中世紀的建築，有希臘人遺留下來的特色，也有意大利人那種快樂的氣氛。

雖然臨海，但天氣一樣熱。在火車站輪候買票的人很多，我們排隊多時，累得不想說話。忽然看見幾個衣衫襤褸的人向我們走過來，帶頭的中年女人身上掛著個大背包，長長的織布包著頭髮，她身上的衣服也是一幅搭著一幅的織布，布料的顏色本應是鮮艷的，但塵埃和污垢已使它變成灰黑色。女人直瞧著我們，她的眼睛深邃，眉頭又黑又粗，眉心鎖得緊緊。她身邊帶著的幾個小孩，都跟不上女人的步伐，一邊跑一邊扯著女人的衣衫，浩浩蕩蕩的撲面而來。

這時候，匈牙利朋友J輕聲跟我說：「小心身上的財物！」我下意識摸摸自己的口袋，提高防範。距離愈來愈近，我開始嗅到了他們身上難聞的氣味，不能想像他們有多少天沒洗澡。女人帶著幾個小孩站到我們前面 ─ 原來她想插隊買車票。K當然看不過眼，第一個站出來討公道，她一隻手叉在腰間，怒氣從她的眼睛湧出來，剛要破口大罵了，這時候，女人也接收到K的陣勢，頓時慌張起來，垂下頭，口中念念有詞的急急走開了。

K說：「又是吉卜賽人，我最討厭見到吉卜賽人！」

那大概是我跟吉卜賽人的第一次接觸吧。也許之前我曾經遇過，但我不知道他們就是傳說中能歌擅舞，神秘美艷的吉卜賽人。拿著同一把尺來量度一個民族是無稽的，也沒可能整個吉卜賽民族都會唱歌跳舞，又能替人占卜（如果你有這個想法，大概是你對《閃電傳真機》裡的烏卒卒太過眷戀），只是這個造型的吉卜賽人，跟我想像中的有很大落差，難免失望。

K又說：「這些吉卜賽人都是賊！到羅馬尼亞偷我們的資源和機會，他們到處偷竊，上館子不付錢，不交稅，平時又不洗澡，這些人對我國家的影響太大。現在他們人多勢眾了，在國會裡還要佔個席位！」K的謾罵毫不留情。

吉卜賽人的祖先居於印度一帶的部落，公元十世紀時，因為戰亂飢荒，他們開始流浪。這個民族一直是居無定所，無固定職業，只是靠替人占卜或者賣藝為生，當然也有些人會以偷竊，行騙來賺錢。因此，吉卜賽人在歐洲非常不受歡迎，K所說的，也算是部分實情。對於很多歐洲城市來說，吉卜賽人的問題是他們的反叛和不穩定性，是對社會安定的一個威脅。但這種不穩定性，早已在他們的血液裡，一個不流浪的人，還是吉卜賽人嗎？

我想起中學時唱過很多有關吉卜賽人的歌曲，這個民族不習慣被歌頌，可是，我們對他們的文化和音樂卻有種莫名的嚮往。現實是殘酷的，但歌曲總是美好的。

星期四與自助餐

逢星期四的中午時分，公司的飯堂便瀰漫著一陣甜香，這天飯堂提供的是瑞典的傳統餐 ─ 黃豆濃湯與班戟。

瑞典曾經是一個基督教國家，國民逢星期五吃素，所以週四晚他們會盡量吃清淡一點，黃豆濃湯與班戟就是他們星期四的晚餐。到了今天，國家已經變為宗教自由，但瑞典人仍然謹守這個傳統，就算商業機構的飯堂也一樣跟隨。稍有不同的是，他們會在湯裡加上洋葱和豬肉，變成一碗比較濃的黃豆湯，稠稠的像放滿碎粒的花生糊。瑞典人充滿創意，但有些事卻不如香港人般「循序漸進」，縱使物質並不匱乏，有些傳統就是要保留，要紀念的是那口清淡的味道，對宗教的崇敬和熱切，社會發展和人均收入上升沒有令這一個傳統改變。

飯堂有很多不同的食物選擇，瑞典同事都會看我或其他亞洲同事選什麼來吃。他們覺得亞洲人都愛吃自助餐，只要飯堂有多於一款的食物，而多吃一款也不用額外付錢的話，亞洲人通常都會把不同的食物放到碟上，沙律、班戟、米飯、煎魚、雞肉、不同的醬汁......全不配合的食物放在同一隻碟子上，猶如一幅失敗的油畫作品，看上去很不開胃，吃的人卻津津有味。當然我也會留意他們吃什麼，面對選擇，瑞典人不會貪心，走入飯堂的一刻，他們已經決定了吃什麼，碟上只會有一款菜式，特別是星期四，大半人會選擇吃黃豆濃湯與班戟。對於他們來說，這兩種食物有一個特別的意思，因此，這一個set lunch是不可以跟其他食物混在一起的。曾經有個星期四，我的上司突然問一位新加坡同事：「你們亞洲人總喜歡把碟子填滿，但怎可以把不同味道的食物全混在一起吃呢？」

三年了，我都沒有忘記這個問題。

月前看《吃羅宋餐的日子》，鄧小宇在書中這樣說：「......所以我總是替那群吃自助餐成長的後輩惋惜，菜式可能是林林總總，五花八門，但整個吃的程序是何等的草率、粗枝大葉，想深一層，自助餐實在是蘊藏香港人的狼、狠和拚搏的本性......沒錯，現時在文華半島high tea 絕對是一種『貴氣』的享受，但在我們父母，祖父母的年代，優雅不一定與金錢和揮霍劃成等號。在貧困的環境，有限的條件下，他們仍堅持一種高尚生活態度，及對elegance的嚮往，現時負擔不起去文華半島的人會在簡陋的家中調理下午茶嗎？在快餐店、台式珍珠奶茶、許留山林立的今日，我們的生活質素是否變得愈來愈粗糙？而這種粗糙是否會令到社會新的一代的理想、幻想和想像力也變到同樣粗糙不堪？」

這一段文字大概解釋了當天我汗顏的原因。雖然問題並不是衝著我而來，只是身為一個亞洲人，住在一個什麼都不會落後的香港，我突然醒悟到「什麼都要分一杯羹」的心態已經「入了血」，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和思想，而這種心態在外國人眼中，原來已為我們塑造出那種貪心、魯莽又不注重細節的形象。對於那種日常生活中的優雅（elegance），我們的認識其實不多，一碟食物已經出賣了我們。

隨著收入提高，吃自助餐在香港是普通不過的事，但不管在多麼高級優雅的餐廳，我們總會見到一兩個自私的人，爭奪甚至霸佔一整盤食物，當然你和我都知道他一定吃不完，造成浪費，但那種競爭和不能吃虧的心態一旦發揮了，就會令餐廳變成鬥獸場，那就正正是「香港人的狼、狠和拚搏的本性」。

吃，不止在乎種類，還要講究一個程序、環境、氣氛以及食物的味道是否匹配，在香港式的自助餐裡，以上的細節都被粉碎，碟裡擠滿了豬牛羊咖喱雞雜果沙律還有冷麵，食物的味道很濃烈，可惜也很粗糙。吃還不是一個大問題，我們平時的生活也像那碟食物一樣雜亂、堆砌和不分青紅皂白嗎？

Heartstrings - 協恩Annual Concert

看著音樂會的場刊，藍色的封面絕不花巧，上面只有一個字 ─ “Heartstrings” ─ 忽然想起協恩一向愛用此名作為音樂會的主題。"Heartstrings”一字，解作內心深處的感覺，利用音樂觸動心靈最深的感受，這個名字改得真好。

是夜的音樂會座上客不算多，出席的多是年輕一輩，少有七八十年代的舊生，一個女校的音樂會，男生當然少之又少。我看到很多熟悉的臉孔，有些記得名字，有些雖然忘記，但卻記得她們穿著校服的模樣。

有多少人自踏出校門那天起，就只顧著走向世界，跟中學生活脫了軌，我肯定是其中一人。但當我走進音樂廳，見到以前的老師和同學，那套長衫配上藍色絲帶，還有台上表現者那分腼腆和青澀時，我覺得一切是如此熟悉，忽爾時間錯亂，不記得中學生活發生在昨天的昨天，還是在很多年前。

四月時跟中學的音樂老師見面，她說協恩近年在音樂方面的成績很好。今天我見證了，合唱團和管弦樂團都大有進步，音色技巧和演繹猶勝以往。整晚最驚喜的當然是orchestra，一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，完全發揮到每個提琴手的個人技巧，指揮的十多年努力總算沒白費。另一個驚喜是協恩跟華仁組成的Senior Mixed Choir，女孩的聲音悅耳動聽，男孩的聲線沉厚溫柔，唱起John Rutter的 “The Music's Always There With You” 裡那句 "Every memory must fade like a passing parade, and youth become a time you just recall" 時，不少在座的舊生都感動起來。在校際比賽中奪冠的隊伍，的確非常出色，指揮應記一功。

下半場時，合唱團成員走到台下觀眾席唱《雨後彩虹》，台上同時播出一段協恩獲紫荊盃（前名為奧米茄玫瑰盃）的影片，當中剪輯了運動員在不同比賽中勝利的一刻。這類影片，我在中學時代不知看過多少次，但今天再看時感受又不同了。回想當年的同學中，有香港代表隊成員，更有希臘奧運的劍擊好手。那時候，學屆田徑賽是每年大事，同學之間會討論什麼項目今年拿什麼名次，學生會還在田徑賽前夕連夜趕工，做起橫額紙扇為其他同學打氣，那年我們十七歲。

片段完了，我還未定神，卻聽到司儀說了兩次「協恩精神」。在我心目中，這個詞一直空泛，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，但我認為這個「精神」除了素質外，還應該包含協恩師生的人文精神面貌。龍應台這樣說過：「人本是散落的珠子，隨地亂滾，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，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。」同樣地，協恩的文化環境把每一個學生串連起來，令我們之間有共同語言，共同的價值觀，所謂的協恩精神，不應只是與卓越等同，也不應只在比賽獲獎時才說，而是潛藏在每個人的意識中，那分對身份和個人價值的認知和肯定。

每年的音樂會，就是讓舊生想想，為什麼她會跟身旁那個人並排而坐？是什麼將她們串連在一起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