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辰巳》

《辰巳》是日本漫畫大師辰巳嘉裕的自傳式漫畫電影。 戰後的日本是劫後餘生的景象，當時物質匱乏，漫畫成了小孩子的主要娛樂，更是他們在殘酷世界中的唯一精神食糧。後來，辰巳認為漫畫創作不應只局限於兒童的題材，也應該反映社會現實，於是他創立了「劇畫」，把日本漫畫帶到另一個新境界。



《辰巳》由五個小故事組成，在社會不景氣的情況下，人們被命運迫到走投無路，誘發出不同角色的人性黑暗面，但到最後，這些故事都是懷著一個希望完結的：年屆退休的經理，表面上有個幸福家庭，實際並沒有得到家庭溫暖，他覺得活了大半生不知為何，於是企圖尋死，但轉念間，想到死亡只會令仇敵高興時，他堅持活下去；畫兒童漫畫的漫畫師因作品不再受歡迎，被雜誌社裁撤，貧病交迫的他，竟然在公廁的牆壁上找到創作的新靈感，毅然轉畫成人色情漫畫，展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

漫畫家經常單獨創作，生活泰半是孤單。 電影中，辰巳多次說到人生的寂寞，但在創作中他找到了動力和快樂。看完此片，想起了太宰治的《人間失格》，兩者說的都是人性的自私、貪婪和黑暗，可不同的是，《辰巳》的故事裡有希望，像在黑暗的隧道盡頭的那點光。



辰巳嘉裕藉此片向手塚治虫先生致敬，而我，則把這片獻給那些醉心創作的朋友，你們證明了世界因為創作而變得可愛。



連結：http://www.imdb.com/title/tt1922736/

感覺城市

感覺城市




故事由一宗罪行開始。



話說史丹福大學內有一部手提電腦被盜走，豈料電腦已設有追踪器，可以追查到電腦的位置，並裝有鏡頭。當賊人打開電腦的一刻，容貌便迅速地被攝入鏡頭，影像傳送到史丹福大學裡，賊人在數天後便被繩之於法。



這個追踪裝置，除了警剔人不要盜取史丹福大學的財物外，抑且啟發了麻省理工大學一班研究人員對「城市追踪」的好奇和關注。Carlo Ratti 是該所大學 SENSEable City Lab 的主管，主力研究現今的手提電子科技如何能為社會環境帶來轉變，除了用肉眼觀察之外，電子科技怎樣帶出更多更廣的角度去觀察城市。



SENSEable City Lab 的其中一個項目是把追踪儀器 Trash Tag 放到家居垃圾上，之後，研究員便可追踪到垃圾的去向。計劃於2009年開始，研究所邀請了500名西雅圖市民，在他們的家居垃圾上貼上 Trash Tag。然後發現某些垃圾，例如手機，由西雅圖「出發」，最後去了佛羅里達州；膠樽、盛咖啡的紙杯、牛奶紙盒等等，則到了較近西雅圖的州份。這些垃圾的歸宿，本來都不被看到，不受關注的，但憑著一個追踪器，就可以把垃圾的命運展現在我們眼前。



研究揭示了垃圾對堆填區所造成的壓力，也說明了在垃圾運送過程中造成的污染。這個研究並不困難，野心也不大，但卻能改變了市民那種 “out of sight, out of mind” 的觀念。丟棄垃圾輕而易舉，但丟出屋外並不代表它們就此消失，它們在地底、海邊或堆填區，日復一日地等待被分解，壽命也許比任何人類也要長。



研究的目標是希望令市民改變日常生活的習慣，在源頭方面減廢，或者把物資循環再用；但更大的理想是從多角度探索和感覺城市，令市民看到城市生活中最微小的細節，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的影響。



如果我們能在香港搞垃圾追踪，也許較諸政府官員和環保團體不斷地警告，指堆填區已經爆滿的情況，更能提高大眾對環保的意識吧。



連結：Trash Track

對土地的情

 

嚴長壽這個名字，對台灣人來說絕不陌生，認識他的人稱他為嚴老師，就算不認識他的人也會存有敬意。他曾經是美國運通台灣分區的總經理，現在是一位著名飯店的首席執行官，但他的成功並不因為名銜，而是來自他的生命力，以及對台灣作出的貢獻。
在今年的 Make a Difference Asia 2013 會議（“MAD”）開幕典禮上，邀請到的講者，就是年過花甲的嚴長壽先生。年輕纖瘦的女司儀以清脆的聲音簡述嚴先生的背景，並透露嚴先生曾經患病，但疾病沒有阻礙他那股貢獻社會的熱誠。司儀的聲線微微顫抖，難掩著心底裡由衷的尊敬。
嚴先生以輕快的步履上台，跟現場觀眾打招呼。他說：「我從沒問過上天為什麼自己會患病……我只希望利用我的時間做一件事。」那件事，就是如何向別人介紹台灣，以台灣的鄉土文化跟世界各地人士結交朋友。
鄉土文化，一個多麼熟悉而遙遠的名字。現為台灣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女士，在過往的著作中，就曾經一而再地提到自己成長於台灣一小漁村，流露出對那片鄉土的眷戀和鍾愛，以及對人文的關懷。嚴先生也是一樣，他曾被那片鄉土風光感動過。少年時，他在台東當兵，目睹過台東海邊的美麗，永不忘懷。到他事業有成後，發現台東的文化氣息愈來愈薄弱，主因是年青人老想到台北發展，傳統特色未能傳承，鄉郊地方了無生氣。那種情況，就如香港和中國大陸般，社會趨向拜金主義，年青人喜愛從事高回報行業，文化藝術在社會上的角色江河日下，最終慢慢消失。
於是，嚴先生捲起了自己的袖口，一股勁兒走到鄉郊，決心重建部落民族的文化傳統，把台灣上一輩人腦中那股濃濃淡淡的鄉土情留住。但是，對一個長期在商界馳騁的人來說，這件文化重建工程，談何容易？
當一個 CEO 太久，難免只懂發號施令，忘記了聆聽的需要。嚴先生因此想到，服務別人的先決條件，是要建立一種同理心，才可以真正易地而處，跟需要幫助的對象互相交流。「那我就先從聆聽開始，了解當地人的渴求和感受，然後著手協助他們。」他說。
我坐在台下，剛看到穿著西裝的講者時，心忖：「他將會帶給我們一個怎樣的故事？是關於發財立品的事蹟嗎？」事業成功然後回饋社會的人物，香港和台灣兩地並不鮮見，問題是用何等姿態實行。然而，嚴先生跟別人不同之處，是儘管他在商業社會打滾多年，卻沒失去對藝術和文化的稜角，這種對人文關懷的敏感度甚至與日俱增。
嚴先生說，把金錢物資送給落後地區是不管用的，他甚至反對當地官員興建公路的提議，因為那會破壞鄉郊的寧靜和特色。這一點，跟香港和中國大陸官員對「發展」的看法極端不同。縱使有人認為「推土機開到那裡，那裡就有生氣」，但在推土機下失去的，卻是那不能計算的歷史文化，它們不會反抗，只能任由「發展」二字無情地輾過。
MAD 邀請的講者，一直都能帶來新思維。嚴先生改變了人們對「創新」的觀念，破舊立新當然沒有不妥，但傳統藝術中提煉出來的潔淨和純粹，必須保留和傳承下去，若能以一個切合現世並存的方法，帶出鄉土文化的美麗和雅致，才的確是一種創新的策動。
嚴先生過往的著作不少，行文流暢，簡單易明。閱讀他的書，除感到字裡行間的陣陣清新外，彷彿也嗅到了一種他對土地鍾愛的情懷。
連結：嚴長壽的著作，MAD 2013
圖：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Facebook

人在芬蘭

 

眼前的 Prima 跟我闊別多年，要不是 facebook 這項偉大發明，我們很可能已失去彼此的消息。在 facebook 的芸芸人海裡找到她，竟然發現她已移居北歐五載，是半個芬蘭人了，知道她最近回港，便急不及待約她見面。
我跟Prima 在大學裡認識，一同參加學生組織，當年我們都稚氣，往往為瑣事而折騰，忘記了由衷的交流。現在仔細端詳 Prima 的臉孔，她跟十年前沒太大分別，只是稚氣消失了，比以前更清爽，紅粉緋緋，大概北歐的天氣會使人長青。
「怎麼跑到了芬蘭，還一走五年？」我們在尖沙咀的 Holly Brown 喝咖啡，適值聖誕假期，遊人特別多，坐下時跟鄰座的幾乎肩碰肩，也能嗅到別人桌子上咖啡的味道。
「這個說起來很有趣。大學畢業後，我到美國讀碩士，之後在一間國際性企業實習。那時，公司會讓員工到海外受訓，例如倫敦、東京、赫爾辛基等地，但當我被派往赫爾辛基後，公司卻因為財政節流，不再繼續派員出國了，因此我便得留在赫爾辛基，一轉眼五年過去了。」滯留，往往是故事的開始，就像電影《機場客運站》一樣，最奇妙的事總是在徬徨中孕育出來。
Prima 留在芬蘭總公司工作。她在赫爾辛基租下房子，開始學習芬蘭語，穩定下來後，她每日上健身室，又報了瑜珈課程，假期時跟朋友見面，盡量擴展社交圈子。現在，她逢星期五就會相約朋友，試吃赫爾辛基市內不同的食肆，並開啟了自己的美食博客，把資料和心得跟朋友們分享。五年過去了，Prima 由一個拖著行李初到貴境的 "expat"，漸漸變成了 "local"。
「可是，香港人在芬蘭生活一點不容易，你適應嗎？」我問。
「起初的確有點不習慣，芬蘭人比較靜態，說話不多，很內向，不輕易把自己的感受說出口，真的很難打入他們的圈子。」這令我想起以前在瑞典工作的事，當時我的上司是芬蘭人，脾氣古怪，不愛說話。有天，鄰座的瑞典籍同事告訴我，某一位同事懷孕了，明天就放產假。我隨意地問一下她的丈夫是誰，始知是芬蘭籍上司。我那時很驚訝，因為上司從來不跟懷孕的同事說話，更沒提過自己有妻子，在他們的眼裡，我看不到一絲愛意。
聽了我的經歷，Prima 呷了一口茶，笑說：「要判斷一個芬蘭人是內向還是外向，就要看他跟陌生人說話時的表現。如果他一味低頭看著自己的鞋頭，便屬於內向型；如果他看的是別人的鞋頭，那就算是外向的了。」《傾城之戀》的白流蘇也擅長低頭，這或許亦是芬蘭人的寫照，人與人之間鮮有交流，甚至眼神的接觸，一切都帶著神秘、腼腆及幻想。
「芬蘭人跟香港人真的很不同。舉個例，芬蘭的巴士一般都準時，少有誤點。但如果誤點的事發生在香港的話，站上的乘客可能非常鼓譟，吵鬧著要向巴士公司投訴……」是的，我們習慣了大聲宣洩不滿。「但芬蘭人不會這樣做，他們會冷靜地查閱巴士公司的電話號碼，直接去詢問，因為他們認為，起哄和吵鬧，是對別人的滋擾。」沉默，不一定因為冷漠，有時候只是想保護別人的空間。
「說到底，你能夠留在芬蘭五年，沒想過離開，應該是很喜歡這個民族吧？」
「說得不錯。我最喜歡芬蘭人的坦誠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他們發現某件事做得不好時，一定會說出來，絕不隱惡揚善。從這方面來說，他們是可愛又可敬的。」坦誠而敢於批評，在這個世代顯得難能可貴。沒有真誠的告白，人就不會進步，很多事也不一樣。芬蘭人縱然沉默，但絕非懦弱，他們不平則鳴，卻不會無的放矢。
跟 Prima 度過了半個下午，感覺很特別，她彷彿帶來了赫爾辛基的空氣，一呼一吸，分外清新。生活在香港，我們也許無法像芬蘭人那樣寧靜而低調，但總希望能學到他們的坦誠。

午夜街頭

 

一個人孤單地在瑞典生活，不是怕冷，而是怕喝醉。
不少人以為北歐人嗜飲甚至酗酒，多半是死在酒桌上，其實不然。很多人是因為喝醉後，臥倒街角昏睡了，不醒人事，最後凍死街頭。
但瑞典人依然愛酒，因為它可暖身，令人在嚴寒中找回一點知覺和記憶。更重要的是，在那國度裡，酒精就是把人和人串連起來的那根繩子。夜深了，他們更需要為冰封的臉容解凍；因此，斯德哥爾摩的市中心有著大大小小、燈火通明的酒吧，對旅居的人們來說，酒吧是一個歸宿。
瑞典對賣酒的規格很高，由葡萄酒到烈酒，一律只能於政府擁有的公司 Systembolaget 購買，否則就要到一般的食肆或酒吧裡喝。Systembolaget 大概是市內最 user-unfriendly 的店舖，做生意的時間很短，周末很晏才開門，有些分店到三四點就拉閘了，若稍為事忙一點的話，也會錯過了它的營業時間。有時到朋友家開派對，幾乎要提早一個星期前去預購，否則買不到酒時，那派對便要喝牛奶。
今年五月時回瑞典訪友，在酒店內無意中看到了一個電視節目，那是一套新聞紀錄片，講述英國人在街頭爛醉如泥的情況。攝製隊坐在一輛救護車上，救護車長期停泊在酒吧聚集的市中心，等待著一個個因醉酒不適甚至受傷的市民前來求助。
救護車在周末的晚上忙個不停，妙齡女郎喝至瘋瘋癲癲，青年男士一邊吐一邊哭，攝製隊員問他們為何喝得酩酊大醉，有的訴說因為太悶，有的吐露想結交異性朋友。經過一輪「搶救」後，那些人稍稍清醒過來，但見夜未央，又再聯群結隊飲酒去。救護車變成了「補給站」，那些如天使般的醫護人員苦口婆心地勸他們回家，卻不奏效。對買醉的人來說，酒吧未關，他們便沒有歸途。歐洲的經濟情況一片低迷，前途就在霧裡，難免令人意志消沉。
再次回到斯德哥爾摩，發現街上的景觀沒怎樣改變，街角的咖啡店依舊飄香，賣偽中餐的館子依舊堅持是正宗北京菜。我乘坐市內最後一班地鐵返回酒店時，瞧著車廂上一雙雙發紅的眼睛，也嗅到強烈的酒氣。地鐵上有警察巡邏，以防暴力事件發生，同樣地，警察也以他那雙審視世人的眼睛，看著一個個迷失了的心靈。

Squeeze Hour

 

在瑞典工作了一年，回港後，跟香港同事閒談中分享瑞典公司普遍的福利，他們聽後也很驚嘆，甚至不能相信。最令人羨慕的，除了長達 16 個月的產假外，應該是 “Squeeze Hour” 吧。
“Squeeze Hour”，顧名思義是「擠出來的時間」，這擠出的時間可以供員工平日隨心所欲，用來去辦點私事。我以前任職的公司，每名員工每年就一律享有二十五小時的 Squeeze hour，例如你今天想早點放工去理髮，拿一個 “Squeeze Hour” 用吧；星期五晚要坐夜機出外旅行，也可以拿兩個小時的 “Squeeze Hour” 早點去機場，時間便預算得更好了。一年下來，沒有被用過的時數，更可以變成有薪假期，絕不會浪費掉。

在公司做中層管理的人可能不覺得這 25 小時非常吸引，因為他們欲於辦公時間去銀行，或急需買點東西，或提早放工去帶孩子，總可以找到個藉口離開，雖然不免有點心虛；但對於前線或基層員工來說，要拿一兩個小時去辦私人事務，完全視乎老闆會否批准，彈性極低。如果有了 “Squeeze Hour” 制度，上班便變得人性化一點，生活就不至於被工作壓倒了吧。

瑞典的冬天出名難熬，日短夜長，在最寒冷的時分，每天只得兩至三個小時的日照時間。坐在我隔鄰的 Linn 是瑞典人，本應習慣這種現象，可是，習慣也不等如適應。Linn 經常在吃完午餐之後，三點未到便走過來說：「若谷，一起去 Fika (瑞典語的coffee break) 好嗎？」公司的飯堂會在下午時間，搖身變成咖啡廳，各個不同部門的同事，早已擠滿其中。面對黑暗帶來的死寂，他們會以暖和的咖啡來保持心境開朗，這就是對抗無法擺脫的現實的最佳方法。
有一天，咖啡喝完後，Linn說：「若谷，我要拿幾個 Squeeze Hour。」

「有要事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面對這樣的天氣，感到太過抑鬱，要早點放工回家坐坐，看套電影。」說罷，Linn 就拿了兩個 “Squeeze Hour”，穿上大衣走了。

我最初到瑞典工作時，對這樣的「早退」理由感到莫名其妙。事實是，他們對黑夜有一種敏感，這樣的天氣使不少人陷入抑鬱，甚至自殺。有了 “Squeeze Hour”，瑞典的公司未見得生產力下降，而且25小時也只是 3 天的有薪假期，此舉絕對是公司向員工「賣個方便」的德政。
在瑞典一段日子後，我也開始懂得欣賞這種「善待自己」的藝術。“Squeeze Hour” 和 Fika 都是瑞典的人性產物，這個民族視工作為次要，打理好自己的身體，放鬆心靈才是王道。只要有「擠出來的時間」，工作，不一定是要打敗生活的。
 

我不會唱歌

眼前的這個男生，英文名字跟陳百強一樣，別人稱讚他有明星相，樣貌酷似李克勤，他帶點靦腆說：「其實也有人說我像賈思樂。」
Danny 的家境不錯，中學入讀香港華仁，在海外大學畢業後回港，順利考入大機構工作，一切事情全屬意料中，平穩舒服得如 Danny 的笑容。有一類人，憑著履歷表便可猜出他的背景和性格，這樣可以是幸福的，但也是平淡的。
後來有一天，他毅然放棄了穩定的工作，希望創立自己構思經年的公司，辭職的事也沒與家人商量過。Danny 這樣說：「離職後約了爸爸到酒樓喝茶，把辭職和創業的事告訴他，可是他並不贊成，更激動得拍起檯來，一怒之下走了。回想起來，他也許覺得我太冒險，有點擔心，當然更不喜歡我先斬後奏。」
Danny 的公司並非經營一般的貨物買賣，而是推動一個概念，一種改變，在香港來說，算是很嶄新的事業。他開設的是一間鼓勵讚賞文化的公司，名叫《Praisage「我讚！」》 (下文稱 “Praisage”)。他建立網頁，邀請顧客在網頁上留言，讚賞服務態度良好的從業員。當公司收到讚賞後，會直接把讚賞送到被稱讚員工的手中，以示嘉許。同一時間，Praisage也會替不同的機構提供顧問服務，推動 “Praise Management” 的概念。被讚賞的從業員來自各行各業，包括零售、飲食、運輸等等。參看網頁上的過往相片，每一個收到讚賞的員工都笑逐顏開，那些笑容都帶著一分驚喜。
「這樣的構思從何而來？」我問。
「因為我相信讚賞的力量。對於很多服務性行業的前線員工來說，薪酬上調的空間很少，工時很長，晉升也不容易，能夠令員工有滿足感並減少流失率就只有靠無形的回報，例如對工作的滿足感，或是客人的讚賞。香港很多服務性行業都花費大量資源在 Complaint Management 方面，卻沒有人嘗試推行 “Praise Management”。其實，讚賞他人也需要技巧，需要被 “manage”。」

Danny 第一次被讚賞的經歷是在中六時，身為成績優異的學生，被老師稱讚不足為奇，老師誇獎的是他在台上演講的風範，儘管只是匆匆數句，卻一直留在 Danny 心裡，成為他創辦Praisage的原型構思，促使他日後踏上創業路。
訪問Danny 是在河內道的一間酒吧內，他是我第二位訪問主角。第一次我們在飯局相遇，他的創業大計引起了一點討論。當時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李克勤，也不是賈思樂的影子，而是 Robert Frost 的名詩 “The Road Not Taken” 。Robert Frost在森林裡見到兩條路，一條看來寬闊易走，另一條破落冷清，他選擇了後者，就算不可能回頭，他仍希望走一條別人不會選的路。這首詩被千古傳誦，只因為詩人的傲骨，只想我走我路。
創業，也許在今日的香港就是 “The Road Not Taken”，在租金高昂到只有金舖才可在彌敦道生存的世代，競爭極大，加上缺乏資金周轉，創業路愈來愈崎嶇，不過 Danny 還是決意瞧這條路走。轉眼間，他已經辭工兩年多，由公司的構思到成型，Danny 給我的感覺是不欲一步登天，他不希望賺快錢，而是想用行動在社會上推動讚賞的風氣，這個理想比起賺錢更為崇高，任重而道遠。
我問是否多數朋友都支持他的理念，他答大約一半一半：「曾經遇過一個人，她說我們的生意注定要失敗，因為讚人這回事，根本是違反人性，大眾是傾向批評的。」但事實証明這個想法是錯的。Praisage 創立至今，讚賞的人多不勝數，我看著接受嘉許的員工的相片，他們無不驚喜萬分。假若讚賞是違反人性，證明這個城市已呈衰敗，返魂無術了。

十一月初，我在中港城參觀Praisage舉辦的展覽。展場內有一個由數百名小學生製成的手蠟，手蠟呈一個豎起拇指的拳頭，表達出讚賞的動作。在場地見到了 Danny，他比起兩個月前第一次訪問時，明顯地快樂得多，這是一個期待已久的活動。他興奮地表示，學校對他們有良好的評價，並透露了一些公司的發展計劃。上次會面時，他因為過度緊張公司的事，以致每夜失眠，這次我沒再提問，當人對某事執著和投入時，失眠是一種自然不過的反應。
「現在的人喜歡投訴，就算雞毛蒜皮的事也吵鬧一番，我很想他們知道，其實人人生而平等，在商店裡你是顧客，走到街上大家是一樣的，我們應該對別人尊重和體諒。」Danny說。
這兩年來，他從沒間斷地宣揚自己的信仰。Praisage所提供的，不止是一個稱讚別人的機會，還且是一個讓人自省的契機，比喻成為信仰，也許並不過分。在這個金錢掛帥的年代，還有什麼商品的背後會藏著一個理想？世道艱難，人們時常互相怨責，如果有人率先以讚賞來安慰心靈，世界未必會更好，可是路就肯定易行得多了。
本文開始時說 Danny 的外貌有點像李克勤，其實他跟李克勤是校友，而且都曾在歌唱比賽中奪得冠軍。李克勤有一首名曲叫《我不會唱歌》，內容謂有一個不太會唱歌的人卻賣力地去唱，只為博取別人的認同。歌名是開了李克勤一個玩笑，因為明顯地他很會唱歌。《我不會唱歌》令我想起 Danny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，或許今天仍未懂得欣賞他，不過他的賣力，最後應該會為世人所認同。到時候，《我不會唱歌》對他來說，或許又會成為一個玩笑。

連結： Praisage主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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