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貧窮

早前看舞台劇《威尼斯商人》，謝幕時，古天農導演上台致辭，問觀眾有否聽過政府計劃設立的關愛基金？大家回答說：「有」。他又問大家覺得關愛基金的錢，應該怎樣用才是最好？台下一片靜默。半响，古導演說，如果有關愛基金，籌到的金錢應該用來舉辦大大小小的樂團和劇團，讓年青人參加，小孩子可以免費看戲劇，學樂器，全都不收費。

我楞住了。我想，這個做法實際嗎？以香港人的角度，這個做法肯定不實際。音樂和戲劇只是一種娛樂，不單不會改善窮人的生活環境，更是浪費金錢，年青人學藝術，對將來有什麼好處？對社會有什麼好處？

但我楞住的原因，不是因為我反對這個提議，恰好相反，我極端贊成！我覺得終於有人把我心裡想的都說出來。

古先生說，關愛基金旨在幫助窮人，但港人關注的只是經濟上的貧窮，從來沒人討論文化藝術上的貧窮，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。我太同意了，當然我不是說經濟上的貧窮和貧富懸殊可以置之不理，但精神上的枯萎，雖不能被肉眼所見，也未必關乎生死的問題，卻往往是令社會走向絕路的一個骨節眼，香港人那種文化藝術的貧窮，已經去到寒酸的地步。在一個消費至上的社會，人們在意的是可以量化和比較的實體，例如一個三千呎的單位，一輛二百萬的跑車，一支1982年的Lafite，一單五億元的交易，一個數萬元的皮包......文化藝術是捉不緊又不能量化的，因此人們不懂得去形容和衡量它，它的位置愈來愈模糊。

我有一次坐飛機到歐洲，在機場內，見到父母帶著周歲左右的孩童去旅行，我當時想：「其實一兩歲的小朋友會懂得歐洲嗎？這個旅遊有意思嗎？」我試圖回想一下自己兩歲時在做什麼，但怎樣也想不起來。對幼兒來說，餓了就吃，睏了就睡，生活只關乎生理需要，如果對外間的環境和文化根本毫無認識，歐洲和香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又有什麼分別？同樣地，成年人也是一樣，對文化藝術的無知，令人們對世界視而不見，看見《蒙羅麗莎的微笑》無法感受到那種曖昧，看見德拉克羅瓦（Delacroix）的作品，也未能聯想到法國大革命的悲壯，因為文化貧窮，所以人跟藝術世界和歷史不能接通。要是這樣，生活豈不是一個非常沉悶淡泊的旅程？

送年青人去學音樂和戲劇，培養他們的藝術修養還有其他正面作用嗎？古先生說，委內瑞拉政府近年發放津貼，讓年青人學樂器學藝術，此舉令當地的青少年罪行大幅下降。當年青人的精力都投放在藝術上，然後發現到藝術裡寄存的希望，還有多少人會甘願當個暴風少年？

《The Tipping Point》一書說過，一個政策的實施，可能會影響社會未來的三四十年。數十年後，委內瑞拉可能治安良好，人民生活安定，有第二個莎士比亞或者柴可夫斯基誕生。但香港呢？你可以寄望這班愛打機買名牌的小朋友，在三四十年後會有什麼大作為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