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朝偉的兩套電影

談到自己的電影生涯，梁朝偉說：「以前經常有人問我，最喜歡哪套電影？我會說是《阿飛正傳》。然後對方說：『但你在戲裡連對白都沒有！』......現在你問我喜歡哪套電影片，我會說是《春光乍洩》了。」

如果你還記得，梁朝偉只在《阿飛正傳》的最後兩分半鐘才出現。片中，他沒有姓名沒有對白，但那兩分半鐘竟然成了永恆 ─ 夜深了，他正準備外出，口裡叼著煙的他望著鏡子，把那一頭已經很順貼的頭髮梳得更熨貼，然後整理一下衣裝，拿著大疊的錢放進袋裡，燈一關，煙頭被扔到窗外，電影就此結束。

《阿飛正傳》上映時，觀眾已為那兩分半鐘目瞪口呆，大家在想：「梁朝偉的出現是什麼意思？」這個片段留下了餘韻，影迷一直詮釋梁朝偉的存在價值，有人說他代表了另一個張國榮，暗示青春在一個人身上淨盡而滅，總會在另一個人身上重新發亮，「阿飛」的頹廢形象會延續下去。有人說，這一幕是王家衛為往後的電影鋪路，西裝筆挺的梁朝偉在其後《花樣年華》和《2046》裡的出現，是王導一直想拍的三部曲，那兩分半鐘的戲露出了端倪。

如果說杜琪峰導演對警匪對立，黑白兩道有所執迷的話，那王家衛就是對精緻和細節執迷。梁朝偉在鏡頭前一絲不苟地梳頭，充分反映出王導對完美的追求，不論背景、音樂、主角，甚至每一個動作都完美得令人窒息。

1996年夏天，王導開拍《春光乍洩》，整個製作班底前往阿根廷取景，預算三個星期內完成，豈料一呆就是兩個月，演員都害了思鄉病，梁朝偉說計劃過逃走，飛返香港再也不拍。王導的問題在於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拍什麼，電影開拍前沒劇本，也沒結局。梁朝偉說他在阿根廷感到非常迷失 ─ 但他不肯定這是否王導的刻意安排 ─ 那種迷失正正跟戲裡主角何寶榮的心情一樣，也許王導想要他先揣摩一下這種感覺。

《春光乍洩》原先有關淑怡戲分的。她扮演一個不多說話的女人，為了愛情選擇留在阿根廷，她還唱了西班牙文的插曲，雖然咬字有點生硬，但音色甜美。關淑怡說話的聲音是很動聽的，可惜戲分最終被全部刪掉，兩個月心血白費了。這部戲最後非常成功，但關淑怡卻被遺忘了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，是張國榮在外生事，被打到頭破血流，他拖著受傷的身體來到梁朝偉的家，門一開，張國榮挨住了梁朝偉，奄奄一息地說：「我們重新開始吧，好不好？」我在戲院裡突然聽到了啜泣聲 ─ 張迷看到這裡，想必眼淚都掉下來，問：Leslie，你的生命也可以重新開始嗎？
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ocm3Ut6CKR8

《一國雙城》（The Road Not Taken）─ 的故事

張經緯導演的片子不多，但他的紀錄片總是好看的。《KJ音樂人生》猶如平地一聲雷，打破了一套既定的電影製作模式，令人對紀錄片刮目相看。張導的鏡頭赤裸裸地揭示一個音樂天才在台上玲瓏的一面，以及背後生活裡的不安。KJ不是明星，卻比明星更iconic，他代表著天才的命運。

拍過藝術家的心路歷程後，張導這套《一國雙城》，是述說一個內地人子女爭取居港權的故事，兩者的背景迥異，前者是追求藝術和心靈上的更高層次，後者是渴求一片立足之地。

電影圍繞著映雪的故事。她在中國泉州出生，父母數十年前來香港定居，獨留她在泉州成長。九七後香港法例通過，不再給予港人內地成年子女居港權，於是映雪來港打官司，擾攘三年，終審法院最後判她得直。豈料政府尋求人大釋法，把這個判決推翻。映雪的定居夢落空，從此只能拿雙程證來港照顧父母，滿三個月便要返回原居地，再申請下次簽證。映雪沒有放棄過，她日復日的到社署爭取，帶著孩子兩地奔走，但時間沒為她締造希望，與時代和法律鬥爭的結果令她婚姻破裂，丈夫在家鄉已另結新歡，這件事令她的生活更形唏噓。

今天的映雪已經是一個三十八歲的婦人，兒子上小學了，她在一國雙城穿梭的生活依然沒變。她說：「我想一家團聚是基本人權吧。」在講求經濟效益，人口愈來愈擠擁的香港，她的家庭團聚是什麼？就是如肥皂泡一樣脆弱的奢望。

早前上文學課，同學跟我談起了Robert Frost的詩 “The Road Not Taken”，她說：「以前不喜歡文學的，直至讀到這首詩後，我才真正開竅。」詩人在森林裡見到兩條路，一條看來寬闊易走，另一條卻破落冷清，詩人選擇了後者，就算不可能再回頭，他仍希望走一條別人不會選的路。這首詩被千古傳誦，只因為詩人的傲骨，只想我走我路。

映雪就是Robert Frost詩裡的主人翁。她選了別人不會走的路，即使身心俱疲也義無反顧。張導亦是一樣，在反智的社會裡拍出有深度的電影，在經濟效益至上的社會中，說家庭團聚是人權，他就是選擇了 “The road less traveled”。

沒有被選上的那條路，前面是怎樣的光景，已經不再重要。

第四張畫

最近看了金馬獎導演鍾孟宏的電影《第四張畫》。

故事發生在台灣，十歲的小翔失去了父親，孤苦伶仃的他在寂寞的陪伴下成長。直至有一天，他在學校偷竊被逮住才揭露了身世，校方覺得把他送回給生母撫養是最好的處理。自此，小翔便要走進一個陌生的環境，適應與母親和繼父的生活。

小翔生得矮小，之前為了生活，結識了不務正業，但對他還不錯的胖哥哥後，便時常結伴四處偷雞摸狗，打劫小學生的班費。小翔早已習慣沒人關愛的生活，對家庭，他沒有歸屬感；對母親，他態度若即若離。生母雖然養育他，但命運坎坷的她，對生活沒寄予任何希望，這種負面情緒，更令小翔產生疏離感。有一次，小翔問滿身酒氣的她：「你不喜歡我嗎？」母親起先否認，最後終於說：「你的媽媽已不再是以前的媽媽了，我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另外的小孩，對我來說，你是一個外人了。」

小翔的生母來自中國大陸，嫁到台灣以為可找到安穩生活，結果被丈夫拋棄。後來再嫁給賣金魚的丈夫，但誕下的兒子卻被丈夫虐打至死。結果，她淪為妓女，每天面對男性的無理和粗暴無法還擊。

這部戲的主角是小翔，但側面更深入地描寫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生活，不少女性依然像小翔母親一樣，附屬在男人身邊生存著。小翔母親依附著不同的男性，夫姓一改再改。附屬品需要對主人忠心，因此，她對親兒的愛與日遞減，母愛只能排在對丈夫忠誠的最後面。

母子關係如履薄冰，令我想起了楚浮的《四百擊》，成人與小孩的誤解，最終令孩子有一個黑暗的童年。最後，小翔背起書包，在林蔭大道上一直走，沒有終點，沒有回路。劇情就如《四百擊》的最後一幕，安東一直逃走至海灘，兩個故事同樣在一個未完的旅程中結局。小翔與安東都是面對著迷茫的，提早進入成人世界的憂鬱裡，還未知有多少的苦難在前面佇候著。

跟朋友討論這部電影時，我說：「只有台灣人才能拍出這部片。那種說故事的手法，對小翔成長的描寫，香港人未能拿揑得到，因為我們對情的理解太表面了。」

童話

「人要相信童話才可生存，你同意嗎？」我問我的文學課老師。

她瞪一瞪眼睛，微笑說：「這是很有趣的見解。」

老師對此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她窮大半生精力研究童話故事，甚至細緻研究童話中的女巫、小矮人、仙子、巨人的特徵和性格，以及其象徵意義，沒有這些，她又如何可以尋找她生命中的快樂？

對於童話裡的仙子和各種半人半神的人物，她的見解是這樣的：在遠古還未有人類歷史的時候，不同的部落互相鬥爭圖殲滅對方，其中有一個比較有文化而懂得藝術的部落被兇殘的敵方打敗了，於是這個文化部落被迫去了另一個虛幻的空間生存，這個空間可能跟現世是同時進行的。在這個國度裡生存的人，就是我們所說的仙子，是一些超現實的角色人物。

這個說法都是fairy tale的一部分，信不信由你。

但儘管你不信，童話這回事嘛，某程度上都是真實的，起碼這個學說今天已成為一個大學學科，而你和我都在解讀它。童話亦有實際作用，當中的故事教訓導引人的價值觀，也同時在塑造社會對公平和道德的看法。童話有其超現實的部分，令人覺得世上有更大能力在分善惡，管因果。這個世界生生不息地運行，只因為我們相信一套觀念。

要是相信在我們之上還有一股更大的能力掌管，相信現實中也有超現實的奇蹟，很多事就可能有改變的機會。基督教的概念是「信，望，愛」，而三者中以信為最大，一個信念的確很重要。

日本地震海嘯死傷枕藉，核危機像計時炸彈一樣隨時爆發，在亂世之中，就讓我們相信一切會有轉機，相信人在受過教訓後會拒絕核能，相信每個人的故事都像童話的最後一句：“…and they lived happily thereafter”。

關於父母

朋友愛看村上春樹的小說，她在博客裡引用了《1Q84特集》裡的一段：

「......不是在責備父母。父母也盡了力。任何動物都一樣。都把要活下去該知道的know-how傳遞給孩子。人的情況和其他動物不同，因為運作著非常複雜的社會生活，因為know-how也變得更複雜。不過傳遞know-how這件事，某種意義上是讓迴路閉鎖起來的行為。這點明白嗎？

－ 很明白

所以，我自立了、自由了，自己工作，隨著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系統之後，才漸漸知道自己受了多大的傷。似乎提了好幾次，但我並不是在批判雙親。雖然想法和生活方式都完全不同，這沒辦法。只是從這種、從那痛苦、從那乖離的感覺，衍生出自己內在的故事來而已。」

當然，我也曾想過自己會否有日生兒育女。但每次這個想法只會在一種無法解釋的苦惱中終結，因為我知道，為人父母很難。肢體上的養育容易，難的是：我要如何向小朋友形容這個世界？又應該叫他／她如何自處？世界變得太快，今天的know-how跟明天的已經完全不同。

很小的時候，我已覺得自己有一種看通人的能力，對於哪個人品性純良，哪個人醜惡，我幾乎見一次面就可以了解多少。因為喜歡觀察別人的性格行為，我開始發現到，人的性格形成大約八成來自父母 ─ 有人毫不主動，是因為父母照顧得太妥貼；過分進取的人，大概是父母常跟他說「世界艱難」；悲觀的人，是因為父母沒告訴他烏雲後有彩虹；性格實際的人，可能父母從不講床邊故事。這種性格一代傳一代，你說是遺傳嗎？其實不在基因，只是一種不自覺的灌輸，是後天的耳濡目染吧了。

人總會到二十歲後才猛然發現，自己跟父母如此相似，甚至可以把自己抽絲剝繭，分析哪一種性格來自父方或母方。為什麼會二十歲後才發現呢？因為十多歲時，人總是活在朋友的互相影響下，失去自己，或是逃避真正的自己。成長以後，性格浮面了，二十來歲才如夢初醒。

回望過去，我的成長沒有特別的傷痛，使我對世界充滿希望，真誠的相信人性本善，每每從報章上見到父母虐打兒女，心裡非常難過。活在恐懼中的小孩，性格必有缺憾，對世界灰心失望，這些缺憾比疾病更具破壞力。

義工

由中學開始，除離港的日子外，我從不間斷地做義工。多年間，目睹很多人願意為萍水相逢的人付出，感到城市人其實不算冷漠。

我見過一個婦人，花上數月時間，編織出百多條圍巾送給老人；遇過一個八十後男生，花上個多小時到屯門，找他那個十二歲的mentee吃個下午茶，關心一下他的近況；也有在午夜行動，尋找邊緣少年的義工；為保育毅然當上導賞員，介紹文化古蹟的義工。雖然都是一些小人物小事情，比較電視上捐出大支票的總理們，這些小人物是用行動關心弱勢社群，與捐款同樣重要。

有些人雖然做義工，但不能抺去內心的歧視，始終帶一種偽善。這些人平日上下班見到行乞的、老弱的，可以毫無感覺，甚至覺得他們可憎，但當他於假日做義工服務老人時，又可以發揮極大的愛心。角色塑造了這些人的性格，而性格當然是跟隨不同角色而有不同的改變。

香港固然是金錢至上的社會，但也有很多偉大的義工。也許你聽過杜聰這個名字，2004年我第一次接觸他。杜聰本來在雷曼兄弟當分析員，收入可觀，但十多年前，他放棄高薪厚職，建立智行基金會，幫助國內愛滋遺孤。某次聽他的演講會，完畢後，會眾問他智行基金會是否招募義工？他說：「當然招募，但我們喜歡全職義工。」杜先生希望見到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，談到犧牲，沒有幾個人及得上他。

有人說，能夠做義工的人是幸福的。因為他們有足夠能力照顧別人，並且懂得犧牲。快樂跟幸福不同，後者是一種更複雜的心態，那可能是在經歷過某種犧牲後產生的一種感動，比快樂更含蓄和深層。但無論如何，義工的心態是隨心的，真的不應看成是一種犧牲。這樣，就是一個快樂而幸福的義工了。

末日之前

地震海嘯後，末日將至的傳說甚囂塵上。跟J 吃午飯時，大家討論著2012是否世界末日之期。末日後有審判，可上天國的就得永生，否則就要到地獄受苦。可是沒人知誰可上天國，也沒人知道地獄的模式。

剛才在巴士上讀到但丁的《神曲》。但丁藉著維吉爾的經歷，說出想像中的地獄與天堂。地獄分為九層，呈一個垂直的漏斗形狀，愈底層的地方愈窄，維吉爾一路往下走，走到底層時，發現在地獄底的原來都是叛徒。這些叛徒曾經背叛恩人和主人，比起殺人放火、姦淫擄掠來說，原來傷害別人的心更卑賤，更該受到極大的懲罰。

因此我有點擔心，世上曾經犯過背叛的人太多了，在你和我的身邊，也充斥著這一類人。如果他們要列隊受審，那隊伍足可把地球繞過一圈又一圈，捆得地球不能再轉動。人數這麼多，第九層又特別狹窄，肯定擠迫得使人透不過氣來。

再看第一至八層，發現世人犯罪的類目極多，在不同程度上你和我都犯過，例如貪婪、暴怒和浪費等。但丁寫的《神曲》，是希望人們認識罪惡，從而警醒，我認為《神曲》的地獄篇像一面鏡子，把人性中的罪惡反映出來。《神曲》並不怎樣 “divine”，它只是叫人更認識自己。

J 說如果末日快要來，她很想趁早做一個義工，幫助不同的人，我們談論如何把自己的能力貢獻在不同的事情上。說到這裡，我忽然覺得在工作上的無力感頓然消失了，原來人若要出賣勞力，不應只計較換取金錢，還可以有更好的用途。

末日之前，有人想爭取時間做點好事，那大概不是為了贖罪，而是為了在人世間建立他們腦海中夢寐以求的天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