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看《蘋果日報》的娛樂版,見到這段小小的文字......
“藝人生活日夜顛倒,最難得就是能夠親親大自然,早前「攞女」楊怡 與「阿卡」陳豪到澳洲雪梨做慈善騷,在充當導遊的阿卡帶領參觀下,楊怡竟然迷上了澳洲,還希望將來有機會移民定居。
楊怡興奮的說:「原來澳洲有好多美食,那幾天我完全不受控制狂吃,可能寓工作於娛樂關係令心情放鬆,我們在Balmoral吃了很美味的早餐,又去品嘗清甜到極的生蠔,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還是一間街邊流動小販所賣的Kebab墨西哥卷,有雞、牛、羊任揀,絕對是人間美食。」由於日吃夜吃的關係,以致身材弗到漏的她,聲言因此吃肥了,但笑謂一點都不介意,反而覺得是「值回票價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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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踏足北歐國家的時候,我驚訝有那麼多中東籍移民在那裡居住,特別是猶太人。由於斯德哥爾摩的生活指數很高,新移民如這些人(或我)因為不諳瑞典語的關係,往往不能夠在公司內得到較高的職位,因此薪水會比當地人低了一大截。既然負擔不了斯德哥爾摩的昂貴北歐餐,這些中東籍移民於是自己開設Kebab店,以極為低廉的價錢把中東風味賣給當地的新移民。
在一間普通的瑞典餐店吃一個晚餐至少要150-250瑞典克朗(約140-235港元),在Kebab店吃個烤肉飯只是三分一價錢,有時吃Kebab roll甚至是25瑞典克朗就有交易了。我和一眾情況類同的朋友時常會在T-Centralen吃個Kebab,剩下的錢就留來買票在Konserthuset看交響樂團表演,又或是在Östermalmtorg看一場musical。多得這些店子,我們的生活才不至於因貧窮而粗糙,但在Kebab店流連亦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變成社區的少數族裔,看著街外的瑞典人熙來攘往,店內的就全是外來移民。我暗忖著,在香港居住的南亞裔人士會否都有如此的感受?
珍貴的美食有時也不及街頭販賣的Kebab這樣一試難忘,那一口Kebab,其實埋藏了很多新移民的血淚史。
記得當時認識了三個黎巴嫩的男生,為人隨和,帶點豪氣的樣子。有一次,他們帶著我到一間中東人開的小店吃烤肉,閒談間,其中一個說,他去年從瑞典返黎巴嫩探親,回程的時候,在機場的不遠處,才發現國家機場因戰事被炸毀了。
「那你當時怎麼辦?」我緊張的問。
「沒怎樣,那我就坐幾個小時巴士到鄰國機場,再坐另外的航機回瑞典去。」說得淡淡然的,彷彿國家機場被炸毀了,戰事開始,都不是什麼一回事,就如巴士誤點,就如吃一個Kebab,就如街上兩個人在吵罵一樣,很小事。
黎巴嫩背後那千瘡百孔的歷史,輾轉把他們帶到這個冰天雪地的國家,又因為那一個烤肉飯,我們談了很多不同的事。面對他們,我終於承認自己是在溫室長大的小花,從沒有經歷過戰亂的年青人,反而不及黎巴嫩人那樣清楚自己生存的目的和意義。
早幾天,我在瑞典認識的另一位上海朋友告訴我,她正準備回去斯德哥爾摩旅行,我心裡羨慕著,又好像嗅到了Kebab的陣陣香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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